第四篇：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第7/9页）

是幸运，也是命大。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他医术高超，又是戏迷，特别喜欢余（叔岩）派，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顾大夫也是边劳动、边看病。每次看完病，俩人都要说说戏。奚啸伯的胆小，老戏一句不敢说，只讲现代戏，或者讲点发音、吐字及韵律。有了好医生，奚啸伯才渐渐康复，出了医院。

出院之后，生活依旧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费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费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块钱。奚啸伯的烟抽得厉害，所以这三块钱里，还包括烟钱。他专买一毛钱一盒的“太阳”牌纸烟。如果伙食费里能剩下一两毛的话，他就拿来买火柴。

这叫生活？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无敌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为他而瘫】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处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点流露。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水，做演出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出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皮儿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儿媳接过来，就赶紧动手，做成了被子。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交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记得在一九六八年，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处流窜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改名换姓，落草为寇……爸爸也不会责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现在哪里还有草？”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陈宝山那种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绝境与绝念。我终于被抓进了监狱，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陈宝山只有去死。他决定自杀，先是喝下一碗火碱，又怕死不了加罪，接着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剑答君王”，一剑亦可答亲人，亦可答知己。

奚啸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极度的刺激，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了医院。接着就下了“病危”通知。儿子接到长途电话，立即赶赴病房。等见到父亲时，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连声呼唤，已无丝毫的反应，似乎没有了知觉。儿子守护了七天七夜，又经过抢救，他才算返阴回阳，又由儿子、孙子二人轮流看护了一个月，才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时，医院知道这个被抢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动艺术权威奚啸伯，便决定不再治疗，并勒令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