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7/8页）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