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第3/6页）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13]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14]

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这一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的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15]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