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第4/6页）

（3）批评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俄罗斯文化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消亡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迫害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反抗政府斗争的有关书籍。

1970年伊凡·久巴在英国出版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13]一书，系统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抨击了政府对乌克兰实现残酷民族压迫、同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民族人士的政策。涅克里奇关于反映鞑靼民族争取回归故乡斗争的著作《被惩罚的民族》和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114]等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4）探讨有关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现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在苏联经历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1982年阿列克谢耶娃在美国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凯德的《不是阴谋家的记述》^{[115]、列维京的《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116]等。}

（5）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类型的私下出版物，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

3.各种类型的手稿和信件

除了上述各种类型的刊物，以及在西方公开出版而后在苏联非法传播的书籍之外，在苏联国内私下里还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被西方称为《列宁格勒提纲》的《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瓦尔加的《瓦尔加遗言》；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的《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罗·麦德维杰夫《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捷克知识分子的《两千字宣言》；卡皮查的《科学与现代社会》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苏联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А.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117]

（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