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第2/10页)

[70]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71]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72]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73]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7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