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7/10页）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25]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26]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27]}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28]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