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第6/8页）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39]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4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4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42]}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4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