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第5/6页）
[66]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7]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68]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69]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70]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71]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72]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73]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74]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75]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76]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77]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78]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79]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80]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