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第14/14页）

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102]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