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第3/4页)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54]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55]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56]土地建立国营农场。[57]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58]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59]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60]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61]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62]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63]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64]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65]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