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第9/9页）

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人民委员叶若夫成了亚戈达的接班人。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惩治原富农、刑事犯及反苏分子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随着这一命令的发出，许多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以及屡教不改的刑事犯被判处到劳动改造营服刑。新一轮大惩治运动，导致了劳动改造营规模的扩大和既有国民经济意义，又有国防意义的新工程开工（例如，索里卡姆工程和古比雪夫工程；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卢日斯克海湾第200号海军工程；第201号阿穆尔河底加深工程）。^[50]

但是，在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时期，古拉格的囚犯们首先被看作是敌人，然后才被看作是经济个体，这显然会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各种计划任务的完成。1938年11月，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停止大惩治行动。完成了自己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撤职，后来被枪毙。1938年11月25日，任命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职位。贝利亚是个实用主义者，他首先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强制劳动的制度问题，从而成功地使古拉格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总委员会。^[51]

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劳动机构作为苏维埃国家经济组织加以使用，尤其是在大型经济项目建设上加以使用的趋势愈益明显，并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