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第2/3页）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年度在26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11]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12]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3]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16]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