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第9/16页）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175]

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够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的国家机构，称立宪会议为“农民意志的代言人”、“土地和自由的拯救者”。有时，农民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大会有一位智慧的老农，只要立宪会议囊括足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农民，它就一定能够带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农民经常认为，立宪会议应当以独裁者的身份“掌握全权”，“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176]显然，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亲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文章承认：“立宪会议……没有抓住群众，没有吸引群众，没有渗入到人民的心中，它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但不能当真。”[177]}

相比之下，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工农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个事实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沙皇制度瓦解以后的8个月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二月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任务而言，仅有政治自由而缺乏相应社会经济前提保障是远远不够的。”^{[178]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是影响俄国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