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第8/9页）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8]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认为俄国社会应该关注工业问题，因为如果说战场上的胜利取决于工业的繁荣，那么在内政问题上也基本如此。而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对于俄国的发展来说，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19]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科诺瓦洛夫与古契科夫力图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代表建立联系并达成妥协，具体的渠道是由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联合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20]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怜的、恶劣的、污糟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