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28/31页）

空运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滑稽事，军医署派来的负责人是段司长，这天我们派去徐州的飞机是三十架C-46，每架规定运回伤兵三十人，我与段司长同送飞机起飞，我随便问他：「车船準备好了吧」？他说：「昨晚都报到了，三百人乘船到南昌，六百人乘火车到杭州转金华。」我又问：「由机场到码头和车站的汽车準备了吧」？他有把握的说：「準备好啦，运输署派了三十辆道奇大卡车。」

我吃惊了，「那怎么行，三十辆不够啊」？

段司长说：「C-46可载五吨，大道奇卡车也是五吨啊，三十架飞机派三十辆卡车不正好吗？」

我只好详细给他解释：「运伤兵不是载货呀，C-46空间大，伤兵可在飞机上躺着，卡车上可以躺吗？况且用飞机空运回来都是重伤兵，很少能坐着或站着的呀⋯⋯」

争了半天，他又请来了军医署长陈立楷将军，他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共同打电话运输署长赵桂森将军，他也明白了，「啊呀，这怎么办，车都派出去了。」

我祇好硬着头皮说：「让我想辨法吧」，我向装甲兵蒋纬国将军求救，他立刻派来二十部大卡车，仍不够，再向江南汽车公司徵调了十部大型公共汽车，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都是后方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国军中有些军官们的办事态度和方法，仍停留在八年抗战时半原始的方法中，徐蚌会战国军的装备已现代化了，而这些现代化变成了国军的负担。

共匪仍走他们的老路战法，相形之下，我们就一败再败了，人谋不臧，并非共匪有何特长。

我国有句极为要不得的俗语：「祇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国军对共匪作战就少了合作支援的精神，尤其有些话谁也不肯公閞的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认真的检讨过去，研究现在，才能创造美丽的未来。

就在空运伤兵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明故宫机场（为了方便不妨碍作战飞机，改在明故宫机场），恰巧遇见了中央日报记者，他很会讲话，首先捧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空战文章，然后诱我谈论战局与空运伤兵以及劳军活动，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幸对战局不甚了解，避而不谈，对慰劳总会的活动却作了无情的批评。

想不到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写了三千字一大篇，被黄仁霖副总司令看见了，责我不该随便发言，恰巧政工局长邓文仪将军电话找我，电话找到黄副总司令办公室，他脸色有些变了：「看吧，你闯祸啦！」

我坦然的说：「我自认于心无愧，顶多不干。」接了电话，邓局长很客气，邀我到他家吃晚饭，我硬着头皮答应了，硬着头皮晚间去赴邀，黄副总司令很不放心，叫我「不要再乱讲啦」！

到了邓公馆之后，邓局长亲自出迎，亲切握手，我安了心，进屋后又介绍一位长者，老人家是慰劳总会会长居正院长，这回我发窘了，但青年人嘴硬，又不肯为新闻道歉，还是居院长先开口：「我看见中央日报了，你批评的非常正确，我已先和邓局长研究过了，今后如何劳军，如何活动，慰劳总会听你的吩咐⋯⋯」。

杜聿明携带难民行军贻误了战机

这又是一付重担子丢到我肩上，比骂我还沉重，可是年轻人的可贵处就是有勇气，我立刻答应了。

于是居院长、邓局长都很高兴，这顿晚饭也就吃得很有意义。回去报告了黄副总司令，他也是大出意外。

这时我是属于特勤署的服务司，但所管的事工已大大的超过了特勤署，黄副总司令兼署长，在这样状况下，他也只有全力支持我了。

徐州的主将换了能征惯战的杜聿明将军，我们相识于二十二年冬的北平，胜利后在北平、东北，我们交往更多，我真想飞徐州去看他，正想向总司令请示时，总司令告诉我，「杜聿明已决定向南突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