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9/43页）

我当时对副总统的选举，觉得不值得介入，乃置身事外。孙科宴请贵州国大代表时，有一从未谋面、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代表说：「我们贵州的国大代表都很信仰黄宇人先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无不遵办。」孙科信以为真，立即要立法委员陈逸凡来请我为他助选。我推说：「贵州的国大代表只有一个和我有点关係，但尚未来到；其他的人，CC都说是属他们的。我不敢误孙先生的大事，最好还是去找陈立夫。」次日，程思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找我，我亦以同样的话拒之。选举竞争最激烈时，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称说有人妨碍选举自由。程潜、于右任继之。孙科不愿独自一人竞选，亦宣布退出。我以为蒋校长必将接受他们的退出，另提一位他们三方面都可接受者如居正、吴忠信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哪知道他仍劝促他们三人继续竞选，据说是立夫先生向他保证必能将孙科选出。直到最后三四日，蒋校长发现立失先生的保证不可全信，才临时吩咐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并说，他此时已了解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要程潜才能战胜李。还拨一笔鉅款交贺袁使用。贺袁与程原无政治关係，只以同为湘人，蒋校长既有此意，也就乐于为之。但隔了两天，蒋校长又把他们两人叫去，要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选票，拨归孙科。他们虽然当面唯唯，贺衷寒背后却愤慨蒋校长不把他们当人。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