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38/43页）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系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Harley）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作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氏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密飞昆明，夜裏九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因为省政府夜间不办公，而老太爷所住的又是一栋旧式中国房子不便会客，于是来我家见面。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云台）。

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係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準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令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儘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