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25/35页）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的人，这种痛苦是终生无法磨灭的。即使在今天，英国报纸的“纪念”栏目里还有回忆近80年前死在战壕里或无人区的父亲或兄弟的文章。如此之深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愈合。它们继续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国民意识里化脓溃烂。

法国为了防备痛苦的壕堑战重演，建起了实实在在的高墙，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道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第一期的造价（30亿法郎）就赶上了英国1906—1913年间建造无畏级军舰计划的总预算。这条防线犹如一组巨大的内陆舰队，是为了阻拦未来的德国军队，使其永远不能踏上法国的领土——根据和平协定，德国当时的军队等于被解散了。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对再次打仗反感憎厌，但没有他们那么现实。1919年，在曾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及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为制定（国防）预算之目的，（应当假设）以任何日期为据，10年内将不打大型战争”，而且这条“十年规则”每年顺延，直到1932年；即使在那以后，尽管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信誓旦旦地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但英国在1937年以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重整军备。与此同时，希特勒重新建立了普遍兵役制，开始在新的一代德国青年中重振武士文化。

终极武器

对希特勒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所有军队里都有和他一样的少数老兵，感到战壕里的刺激令人振奋，就连危险都使他们豪情满怀。希特勒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勋章，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在维也纳的背巷中过了几年潦倒艺术家的日子后，现在加入了军队中战友的圈子，这更坚定了他关于日耳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狂热信念。《凡尔赛和约》割走了德国的领土，把德国陆军减至区区10万人，夺走了海军的现代化军舰，干脆把空军整个取消；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仅仅是因为那时协约国对它进行的海上封锁终于显现出了战时没能产生的效果，使得它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看到《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怒火中烧，许多别的老兵也和他一样愤愤不平；当希特勒在1921年投入极右翼政治的时候，就是这些老兵组成了准军事政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20年代期间，几乎在每个战败国以及认为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被别国骗走了国家中，准军事政党都大行其道。土耳其是个例外：军事领袖阿塔图尔克拯救了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在协约国褫夺了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地盘后，成功地引导好战的土耳其人首次转向温和。在俄国内战中胜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建立一个号称是平等的政权，但其实它比法国大革命极端得多，把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私人生活的大部分都置于上级的指挥之下，辅之以任意的处罚和无孔不入的内部监督告密制度。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代表与他意见一致的人大声疾呼，说虽然意大利人在大战中照样流血牺牲，但胜利后大部分好处都被英法两国拿去了。1923年，他领导的党索性篡夺了政权，那个党的党员身穿军装，模仿军人的举止，把政治对手或流放或监禁，自己建立了民兵，与国家的军队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