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19/31页）

受害者站在高出对手的地方，不再受战场上禁止杀人的规矩的约束，能够随心所欲地挥舞沉重的棍子击打对手的头。在（阿兹特克）武士这一边，他们的目标简直太容易到手了。他们可以像在战场上一样，用棍子往受害者的膝盖或脚踝处狠打一记，把他打倒。但这么一来，仪式就结束了，他们表现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忍住，不能一棍子就把他撂倒。在这种观者如潮的公开场面中，他们最想做的是展示自己使用武器的高超技巧：在精心延长的表演中，用手中棍子上镶的薄刃一点儿一点儿地轻轻割破受害者的身体，让他血流满身（这整个过程称为“剥皮”），直至受害者……因力气用尽和失血过多而倒地不起。

最后杀死他的方式是劈开他的胸膛，把仍在跳动的心脏从胸腔里扯出来。

俘获他的人不参加对他的凌迟，而是在行刑石下面观看。不过，一旦受害者的头被砍掉——以后会把他的头盖骨陈列在神庙中——俘获他的人就喝掉受害人的血，把尸体带回家去。到家后，他把四肢砍下来，按祭祀的要求分给别人，把躯干的皮剥掉，然后看着他的家人

吃用玉米糊做成的祭餐，上面摆着一块那死去的武士的肉，边吃边悲叹他们自己的年轻武士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在这笼罩着愁云惨雾的“宴会”中，俘获受害者的人脱下他色彩斑斓的武士装，像死去的俘虏一样，用白垩涂满身体，还戴上受害者戴过的羽毛。

在等待献祭期间，俘获者把受害者称为“亲爱的儿子”，受害者也叫他“亲爱的父亲”。他还派一位“叔叔”在“剥皮”仪式期间服侍受害者。祭餐之后，俘获者又换了装。他经常穿上从死者身上剥下的皮，还把皮借给“那些请求沾些荣耀的人”穿，直到皮和上面连着的肉块腐烂糟朽。这是对“我们被剥皮的主”的最后的礼赞。那被剥皮的人在死前的4天中，每天都要排练一次将在行刑石上演出的仪式，每次都象征性地把他的心脏从胸膛里挖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和他“亲爱的父亲”一起守夜；直到时刻一到，被带到行刑石前；在轮到自己以前，观看排在前面的活人祭品与攻击者做必败的搏斗。

克伦迪农推测，受害者之所以能够在无以言状的痛苦中坚持战斗，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死得壮烈，他的名字将永世流传，他将在家乡的勇士集会厅里受到赞颂”。这与欧洲的史诗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使我们至少看到武士的某些行为在心理上可以理解。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奠边府被攻陷后，越盟的人要求比雅尔上校在他们的摄影机前走过，他却答道：“我宁肯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陷落后，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奖章的澳大利亚老兵说：“我绝不投降。”他带着手榴弹孤身一人向日本军队的阵地走去，一去不复返。这样的心理因素不足以解释战士在战场上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对认为战争有物质目的，人命的损失必须与这个目的成比例的现代人来说，它作为慷慨赴死的理由太过薄弱。但因加·克伦迪农的意见是，阿兹特克人的战争归根结底并不涉及物质目的。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是传说中墨西哥中部谷地文明的创始人托尔特克人的后裔，他们的使命是恢复托尔特克帝国的辉煌。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但他们是在诸神的引导下做到的，而且他们需要诸神的帮助来维持帝国的辉煌；神要求他们献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哪怕是价值微小的东西，但神最想要的是人的生命。所以，虽然阿兹特克人努力“在附近的城镇索取……尽可能多的贡品（作为证据）证明那里的人默认……（他们）自称为托尔特克后裔的合法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那些人明确表现出内心对他们此一宣称的接受，而这种接受的外部表现就是合作履行诸神要求的血腥的祭祀仪式。阿兹特克人想要的是邻近的部落承认他们“关于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命运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