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第6/8页）

至此讨论过的内容应如何总结呢？有一点很清楚，“永久运作”的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汇合，包括气候、植被、地形和人对自然地貌的改变，在墨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区分军事区和非军事区的明确界限，非军事区的面积比军事区大得多。有组织的密集战斗长期以来一直在地球上一条不规则的狭长地带内进行，这条地带位于北纬10度到55度之间，从北美的密西西比河谷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及其外围岛屿，或者说从格林威尼以西90度到东经135度。《泰晤士世界地图册》把植被分为16类，包括（在清除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之前）混合林、阔叶林、地中海灌木林和热带旱林。如果画一条线，把北半球这4个植被区以及它们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圈起来，即可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这个圈子之内发生的，很少有在圈外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月份来看具体地方发生的战斗，会发现某个地方的战争通常集中于某个季节。不同的地方由于气温的高低、降雨的多少和收获的时间不同，发生战争的季节也各不相同。举例来说，看一下历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前三次各自发生在7月、8月和7月；后三次发生在8月、3月和7月。即使在巴尔干南部，3月打仗也太早了些，因为那时河流因融雪水量极大，但其他的日期都是在地中海收获季节刚刚结束后，正是打仗的好时机。

那么，在考虑到季节这个变量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战争发生的地区是否和地理学家所谓的“首选土地”相吻合呢？“首选土地”指砍伐林木最容易、种植粮食产量最高的土地。简而言之，战争在地图上看起来是否仅仅是为了争夺农田呢？大型战斗需要财富的支撑，而直到最近，密集的农业是人类活动中最能持久产生大量回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农人争夺起田地和用水权来寸步不让，被首领召集去打仗也颇耐苦战，但普遍观察证明，他们也同样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变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田地。马克思认为农民“不可救药”，意思是他认为不可能把农民召入他希望建立的革命队伍，借他们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毛泽东却不这么看。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对古希腊战争史富有惊人创见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古希腊城邦的小农发明了西方人所信奉和实施的“决战”概念。不过，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道理。农民的确死守着田地和村庄，不肯离开故土，也的确总是只顾自己那点儿抱怨和不满，本能地抗拒应召去距首选土地十分遥远、接近荒野地带的边界处打仗，不管打仗的理由是多么充分。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