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24/32页）

对日本武士行为准则的强力维护也容不得使用火药。德川幕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历史学家G·B·桑瑟姆（G.B.Sansom）写道：

它并不（把自己）限于征集政府收入和维持秩序，（它）还着手管理人民的道德，制定出了至为详细的行为守则。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不仅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行动，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

政府对于管理佩刀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特别重视，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艺是唯一符合日本礼制教育的武器教范。德川家族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强人为了现实政治的原因的确使用过火药，但他们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标，火药和所有的火器就马上遭到了唾弃。

对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几个来源。它有佛教禅宗的培育，禅宗强调两个最高的理想——忠和忍；并因武士阶级的文化得到加强，“该文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形式、仪式和优雅的表现精雕细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剑道，如同欧洲击剑大师的剑术一样，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有一整套关于举止和姿态的规则；它象征着日本人对人生各方面“格式”的重视。它似乎体现了日本人关于顺应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为肌肉的动作是“自然的”，而火药的化学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无疑问地与日本人对传统的尊重相吻合，因为不仅剑道是传统的技艺，就连最好的刀剑也经常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剑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一样由父传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阶级才能拥有的荣耀。

今天，这样的日本刀已成为收藏家的宝物。但它们并不单纯是美丽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来锻造出的最佳神兵利器。关于反火药运动，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里面一挺机关枪的枪管被15世纪的伟大名匠金本大师锻造的武士刀劈为两半。如果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话，要记住像金本这样的工匠在锻造时对刀锋部分日复一日反复锤炼，锻成的刀锋含有接近400万层的精钢。

当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使用大镰刀和连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来无法与武士刀这类专门的作战武器一较高下。德川幕府确保武士对刀剑的垄断，就保证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顶端的地位。

德川的逻辑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并不一致。虽然克劳塞维茨显然相信自己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不涉及价值观，但是他依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影响，即人类本性愿意参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政治根据其固有的性质是不断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不断进步的”。天生保守、坚持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威灵顿勋爵对世事发展极为不满，恰好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反证。的确，克劳塞维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体的活动，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会处；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载了每一个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团结、神话、禁忌、规则、习惯、传统、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语言和艺术表达的巨大载体——却无足轻重。德川幕府的反应证明克劳塞维茨大错特错，并充分表明，在战争的众多属性中，文化自我延续的手段可能应该算上一个。

没有战争的文化

克劳塞维茨相信占据首要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这并非他的一己之见。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持此立场。克劳塞维茨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伏尔泰和卢梭这些仍然在世的哲学家提出的纯粹的政治观点起到了抵制巴黎民众的激情和偏见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克劳塞维茨所了解的战争和他亲身参加过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他所寻找的促成和引发战争的“政治动机”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总是存在的。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有理由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君主制，战争看起来明显的是“政治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