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29/41页）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49)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又迁巴西大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陈，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俊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勅交阯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