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第4/8页）

贫富相县如此，风俗遂为之大变。《汉书·货殖传》曰：“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乎饥寒之患。”人孰肯慕虚名而受实祸？天之报施善人，《史记·伯夷列传》久惑之矣。是以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汉书·贡禹传》。《潜夫论·交际篇》曰：“俗人之相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盖是非为利害所淆乱矣。人固不肯慕虚名而受实祸，然固有徇名之烈士焉。至于是非淆乱，而人益无所劝惩矣。此汉人言风俗之恶者，所以多归其咎于贫富之不均也。

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秦、汉之世，工商之流，虽云跋扈，然人民之以农为业者究多，故地权之不均，关系于民生者实大。案地权不均情形，已略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张禹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案《东方朔传》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见第一节。樊重有田三百余顷；见第二节。郑泰有田四百余顷；济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顷，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大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见《汉书·孙宝传》。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后汉书·党锢·刘祜传》。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后汉书·独行·刘翊传》。此仲舒所谓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也。陈涉少时为人佣耕，第五访少孤贫，亦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传》。可见无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计，农民有田百亩，尚极困苦，贡禹自言有田百三十亩，然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被征乃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其证。然地主之于农民，剥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此苏洵所谓“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者也，贫民复何以自活？荀悦所以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见《汉纪·文帝纪》。仲长统云：“今欲张大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莫由。”此为汉儒公有之见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论。时未能行。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首建其议。孔光为丞相，何武为大司马，即奏请行之。其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百顷。^{(10)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食货志》云：“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其时权贵颇有出其私产以予民者。《哀帝纪》：建平元年，大皇大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11)《平帝纪》元始二年，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平民是也。此特好为名高，不足语于制度。王莽遂断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废。自此以后，遂无敢行激烈之举矣。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长统《昌言》云：“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司马朗亦以为宜复井田。谓“往者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则乘乱而行井授，殆为当时论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难于法之立，而难于法之行；不难于强行于一时，而难于维持于不敝。何者？缓急人所时有，称贷势不能无以为质，而农民除田宅外，无物可以为质故也。自晋之户调式，至唐之租庸调法，皆行汉人限民名田之论，而卒无验者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