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5/7页）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蒋介石很可能有军事天才的优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创造奇迹的信心，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传记的人仔细分析解剖。我从研究大历史的立场却要指出他之干预部下分内之事，半属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对很多将领讲，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班，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终不放弃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级以上的人员之任命，也经过他亲自召见圈定。这种“亲庶政”的作风是他个人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使然，让他愈做愈深？这也待参考文件不断的出现，由专家考证。我在这里可以确切断言的正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作风的表现。

在抗战以前，蒋之人身政治已经给他造成了一种无从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可算作他的死对头，仍主张不加损害仍让他主持全国的大局，有如张学良将军《忏悔录》所云。

从以上各种迹象看来，他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旨在保存这统帅权及其逻辑上之完整，因为“兵谏”一事最为他之体系所忌惧。蒋介石也许有缺点，但是小器量，意存报复却始终不是他的性格。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威权，和特务政治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邀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也见于《史迪威文件》。他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则被史拒绝，其后他命名雷多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则史引以为荣。

提到蒋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点：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浓厚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强调中国八年抗战之血泪辛酸，是人类史里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纪念馆里一体宣扬，内中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此种表现也不全是“统战”，而是由于中国革命业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