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第11/16页）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猝,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袍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出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幔,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鹄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踯躅于泥泞的街头。﹝37﹞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38﹞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六百人,而鞑靼却仅仅有十六人战死。﹝39﹞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40﹞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41﹞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九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剀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42﹞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43﹞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44﹞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