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第8/11页）

在清华聆听梁启超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左右，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授业恩师，可以这样说，没有康有为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更是因为与康有为共同致力于维新变法，被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富有强烈事业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铁块碰上了磁石。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经过万木草堂的学习，梁启超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梁启超求学问的欲望极为强烈，平时对康有为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开始，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初到日本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主张“尊皇”，而仅一年光景，梁启超便大肆宣传民权、批奴性、讲自由，甚且鼓吹破坏主义。梁启超的行为引起康有为的不满，只因天各一方，康有为无可奈何。1900年7月，梁启超至新加坡，两人见面，由于学术思想分歧很大，康有为气恼竟至出手殴打。但梁启超仍坚持己见，并作诗“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达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为死后，梁启超甚是悲痛。梁启超痛哭几天，率清华园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灵三天，每天有人来行礼，他都在孝子位上站着。梁平时喜打麻将，但在康有为死后的三个月内他都不玩。

梁启超自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师有冲突误会，他也并不退让，而是坚持真理。也正是因为坚持真理，所以他后来坚定地与复辟、祀孔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梁启超晚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教书育人，同时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启超认为，用科学只能发展物质文明；但却难以发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问题，更为西洋哲学所缺乏。“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与实际分为两撅，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梁启超说：“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新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老、孔、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因此，“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无限抬高中学，贬低西学。在他看来，“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人类全体都得着它好处。”这一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