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第5/11页）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