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第21/42页）

　　皇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奋发勤政。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

　　经过“夙夜倍切”，细心梳理，皇帝发现，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批点点，大表赞同。这个案子说明，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华夷之辨”，不认同大清的统治。与此同时，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马朝柱反清案，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汉人头脑中的“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

　　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却没能彻底地“驯心”。而只有达到“驯心”的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然而，“驯心”又是最难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皇帝提出了“大兴文治”的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的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正统观”。按照传统的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么解释，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是确立新的“正统观”。乾隆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谁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正统”。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道统”的制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