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第19/21页）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砷，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