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第10/31页）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儒行》）

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儒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坊记》）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坊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

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杂记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

教学相长。（《学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

在古代中国，《礼记》的思想和格言可谓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礼记》的魅力之所在。

五、《礼记》的流传与影响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被认为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其内容，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所以，两汉以来，每每为学者所乐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之学进一步压倒《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