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34/37页）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清人费密撰《荒书》记载：

　　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吃人的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兵入四川之后，地方秩序恢复，傅迪吉因事由简州赴成都，亲眼看到吃人。他记载，一路都是饥荒景象。

　　“宿谭家场，这里还有人家。见到有七八个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手），时而睁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见沟下有烟，我于是令人到那里讨火，正撞住杀人吃，我的仆人将吃人强盗锁绑来，问他们肉从哪来，他们说从贺家场弄的。让他们带路到贺家场，见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她说：‘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

　　“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就被邻居把粮食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及到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冷肉一锅，大家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

　　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扎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义军中，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

　　栽秧完，突又遭摇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像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传》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作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他们称首领为“掌盘子”，内部有一套行话：称杀人叫“折割”，锁人叫“带线”，埋伏叫“卡子”，与土匪似乎区别不大。

　　《南明史》说，他们“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他们有时与各地小股土匪结合，有时又受雇于官兵，为其打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