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4/14页）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湘军的崛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饷、设厘卡、办团练，以后又办企业、搞洋务，从此地方势力有军队、有财力、有圈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他们虽然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因军功显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重新崛起的地方势力以封疆大吏督抚为核心，背后又有各地地方士绅支持，清代二百年衰落的绅权重新抬头。此时的士大夫精英已不纯粹是国家精英，而是有相当的地方性，开始形成与中央疏离的地方精英。这一情形与东汉末年类似，在国家贵族之外，出现了地方豪强，而地方豪强的合法化名义，不再是传统的“封建”，而是一个经过日本转手而来的西方新词“地方自治”。杨国强指出：“地方自治是西来的学说，但是在中国能与之现成对应的恰恰是绅权。于是古老的东西因西学传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这个过程造成的变化借西来的学理助成了绅界的强势，因此，彼时的状元张謇和进士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等，虽然都官格齐备而宁肯在官场之外，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20]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使他们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晚清绅权的崛起，与之前朝代不同的是，这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说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国家精英立足于地方致力富强的话，那么，到1890年代从公车上书开始，代替洋务派国家精英执掌变革大旗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原本属于地方的文人士子。他们从边缘进入中心，从湖南进入京城，掀动戊戌变法的大风暴。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晚清是近代国家意识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识的发端。传统中国的地方意识，乃是一种乡曲主义，杨荫杭说：“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大率党同伐异，皆由地方习惯不同；而召集徒众，皆以‘乡谊’二字相号召。若是者，谓之乡曲主义”。[21]乡曲主义与近代的地方意识不同，它只是一种乡籍意识，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闽南人、温州人、绍兴人等，却没有形成近代以省籍为中心的地方意识。近代的地方意识，与近代的个人意识一样，是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物，或者说地方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同构物。程美宝对广东地方意识的研究，就发现过去并没有统一的广东文化，只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清，随着国家意识的出现，相对于国家整体的地域性，广东文化才开始被建构起来，“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正如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并不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人或汉人的身份”。地域与国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相互补充的。对地方志的书写，就是对“国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历史的叙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