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14/16页）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从竞争进化论转向了互助进化论；从相信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了寻求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不再是去价值、去伦理的冷冰冰的弱肉强食，而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互助合作。从富强走向文明，从以强权为核心的生存竞争秩序走向以公理为核心的自由平等秩序，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新的理想追求，成为新的民族复兴之路。这正是五四精神的意义所在。

[1]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43页。

[2] 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284—285页。

[3] 关于儒家的经世传统，张灏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参见［美］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见氏著：《张灏自选集》，第58—81页。

[4] ［美］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22—23页。

[5] 马建忠：《富民说》，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03页。

[6] 关于晚清的洋务与清流的冲突以及富强思潮的弥漫，杨国强有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见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46—214页。

[7] ［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见《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93页。

[8] 王韬：《洋务上》，见《弢园文录外编》，第27页。

[9]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第180页。

[10]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14页。

[1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55—61页。

[12] 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2—505页。

[1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见《康有为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页。

[15]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68页。

[16]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20页。

[17]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12—713页。

[18] 梁启超：《说动》，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75—176页。

[19]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64—574页。

[20] 杨度：《金铁主义说》，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225—227页。

[21]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4页。

[22] 严复：《原强》，见欧阳哲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540—541页。

[23] 梁启超：《论强权》，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53页。

[24] 关于严复进化论思想的复杂性，参见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188—227页。

[25]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3页。

[26] 参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