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9/20页）

新生的中华民国，是按照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而nation state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传统的“家国天下”之中，所谓的“国”乃是指王朝，按照顾炎武的说法，王朝乃一家一姓之私也，而天下才是“天下人之天下”之大公。国（王朝）与君乃是合二为一，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其肉身，另一个是国家意志的载体。近代政治革命最大的变化，乃是出现了人民主权的观念，人民成为政治的主体，并成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但人民是抽象的，又是分散的，各种私意的集合，只能汇集成众意。那么，代表人民意志的公意如何体现？在清末民初，由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议会有许多美丽的想象，相信通过代议民主制可以实现主权在民，体现公意。不过两年，不少人对议会制感到失望，开始不再相信主权在民（议会），而是接受一个新的说法，即主权在国。

主权在国乃是从近代德国引进的观念，它既不同于绝对君主制时代的主权在君，也反对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主权在民，而是将主权归属于国家。在1913年之后，当议会民主制实验失败之后，人民主权论开始低落，另一种主权在国论开始兴起。其理论上的代表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在其作于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二条中明确说：“中国民权已极张，而邻于列强，当以国权为重，故宜主权在国。”“其运用主权，由宪法分委任于行政、立法、司法者。”[42]梁启超在《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如此表述：“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之”，“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国家”。[43]康有为、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国，乃是一个德国式的国家/人民一体化的有机体，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法律人格，它等同于抽象的人民整体，超越于具体的、分散的社会之上，是各种私人利益的调节者和仲裁者，因此具有公意的品格。问题在于国家的主权由谁体现？康、梁既不像国民党人那样认为应由议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也不再认为主权应由君主一人独揽，而是坚持晚清以来的“君民共治”的理念，国家主权由立法、行政、司法通过立宪而共同行使。他们两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康有为更欣赏的是由君主掌握行政权、国会拥有立法权的君主立宪制，而梁启超坚守的是共和国体，希望在立法与行政、议会与总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赋予总统以更多的国家统治权职责。[44]

然而，卡尔·施米特指出，君主立宪制所体现的主权在国理念，只是1848年革命之后的政治妥协，是对国家主权的延迟性决断，而国家主权的真正体现——高于实定宪法的例外决断权，究竟是属于君主，还是议会，是君主制原则，还是民主制原则，二者之间互相对立，不可调和。[45]施米特最终选择的乃是一种现代式的君主制——将国家主权赋予一个主权者：共和国的总统。人民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拥有解散议会、超越宪法的政治决断的独裁权，由他来代表人民决断何谓最高的、根本的民族利益，分清政治上的敌我。在施米特那里，人民替代了原来的上帝角色，但就像上帝需要教皇作为人世间的代理人一样，人民也需要代理人，这就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这是一个类似教皇的卡里斯玛式人物，因为其是民族与国家的代表，因此具有某种神魅性，可以代表人民制宪和决断。这一决断，不需要理由，只是基于一己之信仰和意志的决断。

1913年的主权在国论的真实背景也是一种临时的妥协，在失望于议会民主制、恐惧主权在民论会导致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主权在国论的真正着力点乃是“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显然不是民初的国会，而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他们不再相信社会上各种互相冲突的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多党制的代议制将私意合为公意，而是需要一个超越于各个政党之上的国家。这个与公意等同的国家，绝非议会所能代表，而只能是超越具体政治派别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由总统总揽国家的统治权。国家的公意，不再体现为分散的立法意志，而是体现为统一的行政意志。行政意志一方面是非政治的、政治中立的，似乎可以超越于所有党派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又是政治的，如同黑格尔式的国家，不仅具有政治的性格，而且具有伦理的品格，代表着公共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