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古代“中国”到现代国家认同（第4/9页）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并整合在同一个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觉悟的，只是汉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意识，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自觉，虽然汉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真正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中，作为主流的汉民族意识是重要的，作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样不可缺少，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识之上，打造和建构一个与国家同一性有关的民族同一性，而这一政治的同一性，绝对不可与汉民族画上等号。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在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对文明的认同和对王朝的认同实现的。姚大力指出：“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撑着元初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9]赵刚的研究也发现，在清代汉族士大夫讨论“华夏”与“汉人”的时候，他们对“汉人”的心态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谈论与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当他们谈及王朝的时候，其情绪却是格外地热烈，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特别是在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上，尤为如此。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不在乎这个王朝是否由异族统治，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体现了天下的文化秩序。[10]

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内核，王朝认同是有条件的，文明认同是绝对的。在王朝认同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

何谓正统，何谓合法性，在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之中，有微妙区别。所谓正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天下为中心的历时性解释，注重的是对中原文明的历史脉络传承；另一种是空间性的大一统，强调的是天下归一和疆土的开拓。天下与大一统，在儒家思想里，二者互相包容、镶嵌，天下是一套礼治的价值观和制度；所谓的春秋大一统，乃是统一于天下归一的周礼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统却抽去了儒家礼治的价值内涵，只剩下一统天下、富国强兵、提升国力、开拓疆土的政治内涵。《史记》中记载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1]在儒家那里，天下的理想包含了大一统，大一统之中有王道，但法家的大一统却未必有天下的文化情怀，唯有暴力征服的霸道。不过，自秦亡之后，汉武帝之后的历代王朝，大都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因此其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儒家的天下文化，也有法家的大一统政治。

从秦汉到明清，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大一统王朝：一种类型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汉、唐、明；另一种是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辽、金、元、清。虽然都是大一统，但汉族为皇帝的中原王朝其合法性背后有天下，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吸引四方内聚，形成华夏中心主义；而边疆民族当君主的征服性王朝虽然部分地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统性更多地不是来自代表天下，而是来自开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国力。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认同，都以王朝认同为表象，其区别非常微妙。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国力强盛而自傲。自秦汉、盛唐到元代、大清，“天下中国”逐渐演变为“大一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