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第4/6页）

相反，我越来越发现历史是我终生的兴趣。我大量阅读的是历史类、思想类书籍，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两类，一类是一些优秀的学者的思维成果，比如秦晖等人的作品，非常具有穿透力，让你享受到极大的智力快感。另一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比如古人的日记、笔记。这些原生状态的史料记录了大量的复杂的生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经过那些能力较低的或者僵化的“历史工作者”加工过滤，可能就索然无味了。

可以说，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文学的作用。文学已经成了一具空壳。我想，这也是历史热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认为中国历史有什么与其他国家历史不同的规律吗？

中国历史的路一方面是自我循环，了无新意；另一方面则是忽东忽西，大起大落。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总是在“治”“乱”两极中变化。王朝初兴，开国皇帝废寝忘食，衣不解带，励精图治，百事兴举，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崩溃，不问朝政，一切陷入因循懈怠，腐败全面蔓延，百事荒废，天下大乱。作为这种状况的社会表征是，人口统计数字总是大起大落，大治之时，人口迅速增长；大乱之时，往往全国人口死亡过半。

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有人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近代以来也是这样。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沿着一种两极跳跃的路向前发展：在试图全面西化的戊戌变法之后，马上迎来了极端保守的义和团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接下来就是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的民国……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在沿着这种打摆子的方式一直走着。选择了革命之后，我们越来越快地以加速度左转，建成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大国。在选择了建设之后，我们在十数年间，又几乎要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从市场邪恶论一下跳到了市场万能论。

当时，文学刊物对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几乎是无法定位的，《当代》的一位老编辑在退稿时说：“你这个东西太长了，散文哪有这么长的？”

2005年前后，“历史热”逐渐升温。《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很快成为2006年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几本历史类作品之一。这本书写了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等七个人，从七个侧面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许多读者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我的信箱里都会收到陌生的编辑来信约稿。很多出版商甚至给出了出书前预付高额版税的承诺。与此同时，我在《当代》杂志开了个历史类文章的专栏。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连主编也没有预料到那些读惯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对这类作品如此欢迎。

在我看来，“历史热”是文化领域的一种必然。对历史阅读的需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需。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当下“历史热”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写史者”的非历史专业背景，通过他们的写作“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