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8/27页）

在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下，开封犹太人中的聪颖子弟都不再选择从事神职，其结果自然就出现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的神职人员后继无人的状态。孔孟之道终于战胜了犹太教。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娶了汉人女子，改用汉人姓氏：“列维”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通婚使他们的外表与汉人越来越难以区分，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趣味渐渐与中国人一般无二。数百年之后，他们甚至已经不知道“犹太”一词是什么意思，只模糊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以色列。

终于，这些犹太人最终失掉了自己所有的民族特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正像范文澜所说，“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一方面，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国家的富强统一，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民族融合实际上是无一例外的“汉化”。任何异族文化掉进汉文化这锅千年老汤里，都变成了一个味儿。那些本具生猛风味的异质文化经过滚水一煮，也变得熟沓、软烂，失去了脆生劲儿和支棱劲儿。

三　碳与铁的比例

（一）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及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子女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像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二）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罕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罕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对待汉人的问题远比他明智。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罕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