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8/27页）

同样，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接触，前景也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是培养出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漂亮的混血儿，也有可能是生出结合了双方缺点的低能儿。

自从有民族以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考验每一个民族智慧、决定每一个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

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中国台湾学者龙应台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

可惜，直到今天罗素的期待也没有得到实现。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时，甚至有学者激愤地说，中国总是把自身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比如专制主义根性，与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比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结合起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民族“自知”“自胜”的艰难。

从1616年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他们坚定地维护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并且“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了一种有机发展”。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康乾盛世。这一盛世，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推进了严密、严酷的专制制度。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的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　不可避免的沦陷

（一）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