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3/27页）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热衷于党争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1691年11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五）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既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满人没有特殊任务，则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他说，“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是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