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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民乱的原因是“均税”。遇到旱灾，土地所有者缴纳不起国税而逃亡他乡，其土地被作为“均田”。土地所有者不在，这块土地便从征税簿中勾销，让农民重新开垦，征缴租税。均田是国有地，均田的佃户向国家交纳地租。

负责办理均田事务的均田使名叫金昌锡，他劝一般的土地所有者说：“顺便也把你的土地当成均田办了吧，那样对你有好处！”

土地所有者要依照土地面积多少交纳租税，倘若办了均田，只向国家交纳地租就完了。因为是新垦荒地，地租也不会太多，所以这么办是有利的。受骗的是一些自耕农，他们把土地办了均田，确实省掉了土地税，但是，征收的地租却多得多。这真是岂有此理！

人们成群结伴地直接上诉，可是，这也被视为民乱，申诉全被驳回。

益山民乱的原因是“吏逋”。吏逋，是指官吏侵吞租税。历代小吏为了贪污勒索，在账簿上把实际已经征收的租写成“未收”。这样积累了多年之后，益山郡“未收”租税竟达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之多。

“速将账上所欠未收租米征来交库！”益山郡守金泽洙发布命令。

“未收”是账簿上的事，全郡到处都一样，郡守岂能不知。他命令火速缴纳，又是何居心？

这件事，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官吏违法。若是一般的贪污违法，倒也能容忍，这却是“异常的违法”，岂能就此罢休。

益山郡居民推举吴知泳为状头，告到郡厅，要求取消吏逋再征的命令。郡守金泽洙拒绝了。愤怒的民众声言要袭击郡厅，吴知泳劝告他们说：“向道衙门投递状子吧。在郡厅逼迫郡守撤回命令是办不到的，我们在道衙门里争个胜负吧。道衙门也不行的话，我同各位一起造反。”

于是，选出几百名青年前往全罗道。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起初使用了高压手段，后来从吴知泳口中渐渐了解了吏逋再征是超出常情的违法勾当，于是，他下令撤回征收吏逋的命令，并免除了益山郡守金泽洙的官职。从表面看来，好像益山郡的老百姓胜诉了，可是后来又出现反复，状头被逮捕，受了酷刑。

吴知泳能言善辩，但怎么也说服不了观察使，到底没能取得最后胜利。总像以前那样翻来覆去，到任何时候都一样，温顺的老百姓似乎到了咬牙下决心的时候了。

“造反，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并不是过激派的煽动，而是人们从自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官府逼得人民没法儿生存下去了。人们想豁出去了，反正死了也搭不上什么。

上述几起民乱，绝不是东学信徒直接引起的，只不过告状时选出来的状头大多是东学的信徒而已。他们去告状，并不是以东学党人的身份去的，而是民众的代表。

当状头，随时都会被抓起来，受杖刑，投进牢狱，是任何人都不愿承当的角色。而且，一般人也承当不了，必须是有胆有识、素孚众望的人。在这种标准之下推选出来的人多数是东学信徒，并非偶然。如前所述，东学的信徒受到的折磨比一般人多，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抛弃东学的教导，可见，都是些信念坚定的人。为了别人，甘冒风险，这不但需要有义气，同时也需要有强烈的信仰观念。

东学信徒不仅信仰坚定，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他们被人们推举出来，就绝对负责地干下去。不久，他们把民乱从横的方向联结起来，予以领导。于是，不知不觉，普通的民乱被称为“东学党之乱”了。

民乱之所以往往以郡为单位，十分散漫，是因为愤怨的具体问题各地不一样。上面举出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尽管各有不同原因、不同现象，但根源是相同的，只是一直没有人深挖罢了。东学党人以其诚挚的禀性，终于把共同根源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