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第2/5页）

燕京大学的创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最初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亨利·卢斯，即路思义先生，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他不得不去美国变成了宣传中国的“传教士”。燕大一贫如洗，只是一个概念，连地点都没有选好，他却拉下面子去朝别人要钱。卢斯说，这过程：“就好像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一样。”

英国作家毛姆来华旅游，慕名专程拜访了辜鸿铭。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想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有一次，司徒雷登和号称“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见面。孙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教育中国人呢？”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孙传芳当场就把随身带的100美金捐给司徒雷登，随后又慷慨地捐了2万美金，并把儿子送进燕京读书。

傅兰雅曾对黄炎培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

英国作家毛姆曾讲述一外国人亨德森的故事。亨德森刚到上海，拒坐黄包车，盖其认车夫亦人类一分子，如此苦力服务，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其后因天热，急于赶路，他偶尔尝试此种属于退化之交通工具。当毛姆见到他时，他坐着黄包车，车夫拉他拉得大汗淋漓。当黄包车车夫差点错过一个拐弯的地方时，亨德森叫起来“在接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同时为了使他的话更有分量，他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在中国的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他见到孙中山后，告诉别人：“孙逸仙是位哲学家。”

孙中山曾盛赞鲍罗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庭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孙中山弥留之际，还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罗庭称为“亚父”。

罗素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他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俄国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注意到中国的贫困，他后来说：“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他对中国的感情让人动容。“总的说来，我认为中国人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他说，“当中国人以一种沉默的尊严冷对白种人的傲慢时，我们西方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用以牙还牙的态度贬低自己的身份。”

杜威一度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