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第三十一（第2/6页）

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入，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美国绝迹。”

意大利将军，“制空权论”的创立者杜黑原来是个炮兵，但他“不务正业”，狂热地爱上了飞机。飞机刚问世没有多久，杜黑就说：“可怕！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在天上发生，控制蓝天重于控制大海。”

保尔·瓦雷里在大学时代便表现了突出的诗歌天赋，当时就有报纸说：“他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头传颂。”《年轻的命运女神》发表后，许多诗人学者以相互背诵该诗为乐。巴黎的杂志举办“谁是法国今天最大诗人”的选举，瓦雷里被读者不谋而合地选中。

罗曼·罗兰曾到罗马游学两年，其间，年轻的罗兰得到了70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后者说：“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她说，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诞生。

凯恩斯在给乔治·萧伯纳的信中，骄傲地这样写道：“我相信自己将写一部经济理论书，它将彻底改变——我猜想不是马上而是今后的10年里——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

阿赫玛托娃幼年时住在皇村。小安娜接触了普希金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同时，又受到俄罗斯文化的浸染，从小就有显亲扬名的志愿。15岁时，阿赫玛托娃便指着自己出生的小木屋说：“这里有朝一日要挂上一块纪念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布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布尔什维克们没有让他开口。他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里写道：“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镇压了，据说是国家的首脑弗拉基米尔·列宁直接下达的命令。”

1921年，考茨基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九日：“……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九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九日已不远了。”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大吃一惊。他直截了当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