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第3/5页）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但你们，在人可以帮助他的同类这一天终于到来时，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约翰·斯隆是伟大的“丑陋的宣传者”之一，垃圾箱画派的一位成员。他歌颂贫民窟、地位低微的妇女和领救济食物的贫民队伍。他晚年总结说：“我不喜欢去投编辑们之所好，甚至年轻时就是这样。我爱画那最暗、最黑的图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从未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和别人的赞誉而裹足不前。”

史怀哲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决定将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不幸的是，肯尼迪在仪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刚接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出席了授奖仪式。当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见状，赶忙伸手去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时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据说，如果没有家业的负担，大卫·洛克菲勒应该会成为文学家、史学家，但他只能成为慈善家。不过，大卫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家族会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载史册：“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他人所没有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尔库塞晚年在德国旅行期间，曾到海德格尔生前经常光顾的书店短暂停留，并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题词：“纪念海德格尔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有人说，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承认海德格尔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对其师与纳粹的瓜葛颇为沮丧。

70年代初，特蕾莎修女的事迹开始在主流社会流传，她获得了很多奖励。1971年，教皇颁给特蕾莎修女和平奖；她还获得了同年的肯尼迪奖。1975年，她获得了史怀哲国际奖。此外，她得到了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国名誉公民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当然，她得到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记者们问她：“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和平？”她回答：“回家和爱您的家庭。”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正式的访问日程中包括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逗留数分钟。在那里，他为当年起义的牺牲者敬献了花圈。在拨正了花圈上的丝结之后，勃兰特后退几步，突然双膝下跪。这一举动事先没有计划。据说事后勃兰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和小提琴演奏家朱尔斯坦在指挥和演奏时，都有闭眼的习惯。这两位天才的音乐家配合得非常默契，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着魔一般的心灵感应。当人们问起朱尔斯坦为什么要闭眼时，他说：“我们彼此看不见更好，这并不会出错，音乐不需要眼睛，要的是彼此的心领神会。整个演出我只睁过一次眼睛，看见卡拉扬正闭着眼睛在指挥，我赶忙又闭上眼睛，生怕破坏了整个气氛。”

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匿名捐款25年。新泽西州的一家慈善机构在第10次接到他的捐赠时，终于忍不住找到了他，这个人是格雷斯·佩琪。记者蜂拥而至，当被问及“你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捐款”时，他答：“在感到最富有的时候。”“那么，何时是你最富有的时候？”记者问。“在我想捐赠时。”佩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