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我本人正是你们的将军”（第2/5页）

倘若帕尔马真的下定决心登陆，在他上岸的那一天，他会发现除了提尔伯利以外，只有伦敦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备战工作。尽管伦敦城内有 1000 名壮丁被抽调给莱斯特，经过补员，受过训练的入伍民兵仍然达到了 1 万人之多，虽然战壕看上去颇为污秽，城墙的某些地方已经坍塌，可是墙内的环形防线已经一道道布置完毕，何况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伦敦的人民，他们在合适的地方摆上了上次对付怀亚特叛党时使用的锁链，用以保卫自己的城市，将一条又一条街衢封锁起来。伦敦人听说过安特卫普的故事。他们想让帕尔马的部队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让劫掠伦敦能够带来的看似更高的收益得不偿失。在此期间，武装稽查队开始昼夜巡视，城市当局将持各种信仰的外国人全都置于严苛的监视之下，由于行会学徒自愿参与了任务的执行，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因为后者“天然仇视外地人”。佩特鲁乔·翁博蒂尼本来是狂热的新教徒，是西班牙的死敌，现在尤为烦恼。他无可奈何地带着怨气写道：“找到几群白乌鸦都比找到一名热爱外国人士的英国人（无论他抱持何种宗教倾向）还要容易。”

情况果真如此，也就遂了女王身边所有人的意愿了，他们正期待牢牢建立在排外情绪之上的爱国主义最终能够证明比任何宗教纽带都更加坚不可摧。但是没人对此拥有十足的把握。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流亡者们的实情。不仅西班牙舰队中有英国的领航员，还有成建制的英国士兵在英伦贵族和士绅的率领下效命于帕尔马的部队。流亡者中最卓绝的人物莫过于现任红衣主教的威廉·艾伦博士，他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本自己多年来一直渴望写成并发表的著作：《论今日之战：致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忠告》。书中的主要观点是要告诫祖国同胞，现任教皇“确认了……庇护五世［针对伊丽莎白］的罢黜判令……伊丽莎白才德兼亡，违制篡位，乃至崇信异端，亵渎圣明，生活邪鄙，终于被逐出教门，剥夺权柄”。教皇陛下还进一步下达圣谕，艾伦继续写道，任何人都不得服从或者保卫伊丽莎白，所有人必须做好准备，“在天主教国王的大军抵岸的那一刻慨然从戎……帮助重建天主教信仰，推翻僭越之人……届时……将由这场圣战的统帅改受天命”。册子中的其他内容致力于论证废黜伊丽莎白是合乎自然法的正义之举，因为她本是一位僭主，这么做也同时合乎神法，因为她身属异端，所有英伦臣民均有义务帮助祖国清洗伊丽莎白的统治所带来的罪孽，此举将有助于他们拯救自己和孩子的灵魂，而其他举措则必定会令自己和子嗣的灵魂陷入诅咒。在现代读者看来，伴随论述倾泻而下的粗言恶语可能会削弱文章的力量，但是威廉·艾伦的同时代人却为他的笔锋惶恐不安。伊丽莎白的政府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没收、销毁这些小册子，但是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遗漏的印本在暗地里转手流传，就像没有人了解到底有多少来自艾伦的神学院的教士经过乔装打扮后，从一处乡村宅邸穿行至另一处，劝告尊奉传统信仰的贵族士绅在神意得以执行的那一天勿忘肩负的重任。

在佛兰德的酒馆里盛传着一种耳食之谈，据说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或者二分之一，有人说；还有人说是三分之二，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三分之一——确凿无疑是天主教徒，而帕尔马的登陆将会是诱发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起义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枢密院压根儿没有把握能证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比宗教纽带更加牢固。对于违逆国教之徒的领导者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的羁押措施。其他人也被褫夺了武器和马匹，假使他们有的话，这些人甚至还被软禁在自己的教区乃至住宅中。但是在英格兰，公开宣誓坚信天主教的极端分子毕竟屈指可数。秘密秉持天主教信仰的人、服从国教却怀有强烈的天主教倾向的人无疑为数众多。究竟多出多少，他们又有多么愤愤不平，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没有哪位枢密院议员或是郡守乡绅会缺根脑筋，打算怂恿对所有涉嫌叛教的人士采用高压手段。其中一人写道：“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认为自己的房舍随时都会在自己身后被人付之一炬的话，他就很难果敢地面对敌人。”一场由未知力量主导的天主教宏大阴谋所激发的恐惧，令许多人的心灵笼罩在阴影之中。在 1588 年那个不安的夏天，这种担忧是诱发紧张局势的主要源头。处在这种气氛下，英格兰政府却拒绝向危言耸听者施加的压力屈服，虽则事态危急，也只将矛头对准众所周知的叛教分子，这一点值得赞许。这是最明智的办法，而这么做诚然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