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第4/9页）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皇太极想把和议作为一种策略而服从于对明的战略全局，通过议和，他的军队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不管和议谈判结果如何，皇太极和袁崇焕都认为和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明军可以补充战争资源，巩固境内的防御体系。而皇太极则认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他可以借此威服朝鲜，撤去大明王朝的这道东方屏障，也就此将毛文龙困于海岛一隅，使其难有大的作为。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没日没夜地修筑城堡，他担心时间拖得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向宁远发动攻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这场大战同样打得十分惨烈，两军阵前死伤无数。守军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皇太极的白龙旗和清方的一座大营帐，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中说，皇太极长子胸口中箭，另一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个报告有夸大之嫌，事实上皇太极的儿子并没有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记载，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又伤亡了不少将士，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两大战役的胜利既没有让大明摆脱困窘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为袁崇焕个人带来更好的命运转机。相反，两场胜利换来的依旧是对人性的考量，是嫉妒与迫害。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也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积之下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仅仅加衔一级。魏忠贤手底下的一个亲信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

山河震荡，风雨飘摇。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弹劾下，袁崇焕被昏庸的天启皇帝罢职，返回故乡——广东东莞水南村。心有不甘的袁崇焕在离开宁远时，也只能徒唤无奈。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如过山车一般。这时的他不过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也是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年龄。袁崇焕在一首诗里深有感触地写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