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2/7页）

面对帝国上下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艰难境况，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六次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皇帝颁布“罪己诏”等于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检查。普通人犯错误都不愿意低头认错，何况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崇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殚精竭虑、乾纲独断、励精图治的中兴之君”（崇祯皇帝自诩）。但是，朱由检不仅做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颁布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祯颁布“罪己诏”，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诚然，“罪己诏”有欺骗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崇祯这么做，折射出帝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崇祯皇帝颁布罪己诏，以图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可是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强大到能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因此那些打着“仁政”旗号的政治蓝图终究不过是摆出来的花架子，画饼充饥而已。

当然，对于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祯皇帝的表演并没有让他的臣民们失望。他通过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现了一个演技派皇帝的实力。他先是以令人钦佩的魄力，诛灭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同时又罢免了一大批阉党分子的官职，起用了一批官员到中央权力机构任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手中。

对于一个政治新人来说，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当然这也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最为耀眼的时刻。事与愿违，帝国的人事调整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任何复苏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对后金的战争也是节节败退，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没有随着魏忠贤集团的败亡而烟消云散。

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出了“文臣人人可杀”的恶毒诅咒，在他看来，帝国政权之所以走向穷途末路，责任不在自己这个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误国误民误己的官员身上。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从崇祯皇帝接过皇权的那一刻起，他就对那些帝国军政机构的官员们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时间里，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不仅始终就没有断绝过，反而一路狂飙。尤其是到了崇祯末年，帝国权力运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连新年朝贺、祭拜祖庙这样重要的国家典礼，官员们都敢放皇帝的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无法知晓崇祯皇帝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宫殿之上，心里会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极度的愤怒，一定对眼前如火烹油的时局有一种无力感。

朱由检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柔和的人，可这时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够点着自己，还能点着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