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4/8页)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朝廷立即罢黜。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多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使用帝王仪仗……这次上书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

在其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帝国官员组团弹劾魏忠贤的奏折蜂拥而至,多达七十余本。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魏运动中。一时间,紫禁城上方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

明熹宗朱由校对东林党官员没有多少好感,连最起码的信任都谈不上。在魏忠贤和客氏的一番哭诉之下,天启皇帝坚定地选择了站在魏忠贤一边。

天启皇帝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朱由校又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忠贤是帝国的忠勇之臣,以此来堵住东林党人的声讨,以维护魏忠贤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绝对权威。

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毕竟主、仆二人风雨同舟经历了许多事。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照做。皇帝是他们的主人,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对于魏忠贤来说,就像是武术家修炼了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当魏忠贤发现自己有金钟罩护体的时候,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文武百官都拭目以待。可是当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帝国的权力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倾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只要天启皇帝的地位不变,那么魏忠贤的权力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权力斗争的洗礼后,立即转变风向,成为魏忠贤的阉党分子。

儒家将天下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当然这种划分是不严谨的。然而自从有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拥有权力的士子也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君子有君子的坦荡活法,小人有小人的阴毒杀招。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明朝士大夫是标榜道德、崇尚气节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明朝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前朝要多。一边高举道德的大旗,一边又活得乌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