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第4/7页）

就在光宗病急乱投医之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能够药到病除。明光宗有意尝试。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见内阁大臣，特地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首辅方从哲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鸿胪寺丞只是六品的小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病急，皇帝又怎会关注到位卑职微的李可灼。

光宗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献药，可见皇帝治病心切。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要慎重用药，可皇帝却不断催促赶快进药。到日午，李可灼进献了一粒红丸。泰昌皇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心怀不安，都聚集在宫门外等候。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第二天，明光宗又服下一颗红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皇帝驾崩。

即位刚满一个月的明光宗突然驾崩，一时之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明光宗死得过于蹊跷，有人蓄意谋杀。他们的理由是鸿胪寺丞李可灼既然不是医官，那么让他为皇帝进药就有弑君的嫌疑。服用“红丸”是导致皇帝崩逝的直接原因，那颗原本用来救命的红丸就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李可灼进献红丸，也就成了逆臣投毒弑君。

在东林党人看来，光宗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而这场阴谋的最大嫌疑人就是郑贵妃以及首辅方从哲。顺着这个思路一路追究，将会引发帝国权力高层的又一次大动荡。

李可灼进宫为皇帝献药，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虽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从哲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对于政治斗争而言，一次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可以让人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这还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当年的“梃击案”时，首辅方从哲就表现出庇护郑贵妃之意。如今他又牵连到“红丸案”中，难免使人猜疑。这种猜疑不无道理。明光宗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药，导致病情加重；之后又服下李可灼的红丸，命归西天。崔文升是郑贵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

非东林党人士则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东林党人的推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其实细究之下不难发现，明光宗在服下红丸之前已经是病入膏肓，服用红丸只是催发了病情的恶性发展。

所谓红丸，其实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其炼制所用的配方十分变态，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搅拌在一起煮，熬成药浆，再加上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御史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李可灼进献红丸促成了光帝之死，并不说明这就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弑君事件。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与先前崔文升进献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极度虚弱的朱常洛，在连遭药效相反且药性猛烈的两味药物折腾之后，岂能不暴毙而亡。

东林党人揪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全力以赴将首辅方从哲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借机将他踢出帝国权力核心，由东林党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这样就可以向世人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标榜东林党人的政治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