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跑偏的“三驾马车”（第4/5页）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中的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两人；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的措施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建文帝在位的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这显然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年幼皇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还在君臣之间的礼仪上做出了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以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十分之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复审平反。宽刑疏法的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开展，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可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这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可惜的是这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是腐烂在了泥土里。

这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教授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如果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参与政治博弈，就太过勉强了。虽然他们自信满满，也怀揣着一张看似美好的政治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圣贤书上写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书本里学到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人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试验田，种出来的却是“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