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5/9页）

三是个人的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帝国疆域的急剧扩张，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朱元璋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的是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帝国的创业阶段，那些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勋。朱元璋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能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而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就到了逐步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后世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惧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在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谋反，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谋反。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需要有充足的参与人员，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朱元璋之所以花费大力气将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逃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以后，原来在中书省统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国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官员。如此繁复的权力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爆发了。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消息。

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找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扬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声威。”